李琳之：中华早期文明源流线路图
你知道吗？
中华文明的源头不止一个！
中华早期文明的产生其实是多元一体化的结果！
……
这一次
@李琳之先生再次语不惊人死不休
从各角度剖析中华早期文明的源流
种种石破天惊的观点
颠覆你的认知
本文摘取@李琳之先生
在山西财经大学讲座
记录节选
中华早期文明源流线路图
李琳之
我今天讲座的题目是《中华早期文明源流线路图》。换个说法，其实也就是关于中华文明如何起源和如何发展流向的问题。
壹
这个问题，传统的观点是“一元论”。他们认为，中华早期文明起源、发展、壮大于黄河中游流域一带，在这一过程中，黄河文明向外辐射，同化了所谓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最后才形成了渊源不断的中华文明。
这一观点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以前，在中国政界、史学界、文化界和普通民众的心中都占有绝对性的统治地位。
黄河文明是大家公认的中华正统文明。
就连思想开放的孙中山先生在创立同盟会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也都充满了浓重的大汉族正统文明的情结。
在神州大地汗牛充栋的各种典籍文献记载中，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是不被黄河文明所承认的，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就说：
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卫，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司马迁这种史识、史观是源于他的“五帝”正统论。他的整本《史记》是以黄帝为开头的，把黄帝供作了中华民族的始祖，而且把黄帝之后的四帝即颛顼、帝喾、尧和舜，看作是黄帝的直系后裔，再加上后世一些政客和文人对伏羲、女娲和神农等“三皇”的无限神化，从而形成了影响后世两千多年的，以“三皇五帝”为正统，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为中华文明唯一发源地的古史体系。
三皇五帝图
司马迁“五帝”正统论来源于孔子。由孔子删订的《尚书》在叙述中原主要部落和其他部落之间的关系时，就把帝尧、虞舜、共工、四岳、皋陶、伯益、大禹，乃至商之始祖契、周之始祖弃等原本属于不同族系的邦君或部落首领安排在了一个朝廷里，组成了天子（君王）与朝臣这样的关系，从而建构了儒家最初的中华古史观体系（见《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124页，王振中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
孔子是中国的“文圣”，由其删订的《尚书》被列为儒家“五经”之一；司马迁是中国的“史圣”，《史记》被誉为中华民族的信史，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孔子和司马迁都是“一言九鼎”，更何况还有统治者对正统话语权用举刺刀的方式的极力维护，所以后人对这样的早期文明脉络自然是不敢不相信了。
贰
时间飞速跃到20世纪新文化运动时，以顾颉刚、钱玄同等学人为代表的疑古派通过文献和考据的方式才逐渐推翻了中华早期“一元论”的古史体系。
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所谓的“民族出于一统”“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为黄金世界”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是经不住历史推敲的。
疑古派虽然摧枯拉朽，势不可挡，但由于他们只是从文献到文献的考证推演，并没有考古文物的支撑，而且他们对文献记载的上古史是简单地全面予以推翻。所以，他们在新的古史观建树方面乏术可言，反倒是无意变成了“中华文明西来论”的敲鼓手。
1926年，从美国学习人类学归来的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有窖穴、灰坑等多处遗迹，并出土有大量陶片。这是中国考古学者主持发掘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是中国人首次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
从那时起，中国考古学不断发展壮大，考古成绩日新月异。尤其在中国早期文明的考古方面，可谓硕果连连。到目前为止，中国考古工作者已经在包括南起海南岛，北到黑龙江，东起山东半岛，西至青藏高原，发现了数以万计的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全国遍地开花，说明包含现在55个少数民族，以及包含已经在历史上消失的那些民族，如匈奴、鲜卑、契丹等在内中华民族，其起源是多元、多维的，而不仅仅是只局限于黄河中下游这一带。尤其是一些重要遗址的发掘，让我们从中直接窥视到了中华远古文明满天星斗式的“多元一体”格局。
所谓“多元”，是指各民族都有其独立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其文化各具特点，相互区别，呈现出差别性和多样性的特征。“一体”是指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文化间相互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关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整体性、共同性和一致性。
叁
由张宏彦先生编著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科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集诸家之大成，并根据中国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和史前文化的区域性特点，把中国史前文化的分布分为东北区、西北区、华北区、华中区、华南区、西南区和青藏区七个文化区系。
这可以看做是当代学人对绵延两千多年来的中华早期文明中原“一元论”观点的终结，同时也是对中国古史体系重建的开始。
七个文化区系中，青藏区属高寒地区，囿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史前文化遗址虽然也有一些发现，但数量相对较少，尚需进一步探索、研究，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东北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这一地区处于中国维度最高的地区，气候特征是长冬、严寒和湿冷。同其他文化区系不同的是，由于这种气候的制约，直到旧石器时代早期后一阶段，这里才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就已经发现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看，主要分布在这个区南部的辽河流域、辽东半岛，北部的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等地。
东北区比较著名的文化遗址有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等。
兴隆洼文化总面积3.5万平方米，遗址周围有人工围沟，围沟内有成排平行排列的房屋，房址面积最大的达140平方米。房址均成排分布，这是兴隆洼文化聚落的显著特征，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早期“姜寨式”的“聚心式分布”存在着空间与时间上的明显差异。
兴隆洼文化中最重要的发现也许是在辽宁查海遗址中发掘出的大型石塑龙。该龙体由相等的红褐色砾石堆砌而成，身长19.7米，宽1.8-2米。龙头朝向东南，尾部朝向西北，与聚落居民房址方向一致，这说明龙在当时已具有了神圣的地位和特殊的含义。
龙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是黄河伏羲文化的典型代表。这条发端于8000年前的大型石塑龙是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最早的龙。我们不能因此说，中国的龙文化起源于远离黄河文明的红山文化，但至少可以说明，中华文明在起源的初级阶段就是以“多元一体”的形式出现的。
源于兴隆洼文化的红山文化距今6000-5000年，主要分布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红山文化有两个发现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一是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的发现。辽宁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和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都发现了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筑，而且还有首次在国内发掘发现的女性裸体塑像。这些坛、庙 、冢，代表了已知的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
牛河梁积石冢
二是玉器作为原始宗教祀神器的发现。在原始宗教礼仪中，巫师是玉器的持有者。玉器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礼器，而是神器的象征。玉在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进入了以玉祀神的阶段。
另外，在朝阳田家沟红山文化墓地群4号地点发掘出一件玉质蛇头形耳坠。以黄河文明为基调和写作观的我国古代地理奇书《山海经》当中就有“耳双蛇”的记载，这说明源于兴隆洼文化的红山文化，一直就和中原有着互动往来的密切联系。
西北区包括六盘山、贺兰山以西的甘肃、青海、西藏、内蒙古西部等省区，这个区域旧石器时代遗存不是很丰富，但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最早发现的地方，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西北区比较重要的是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等。
大地湾文化，主要分布在渭河流域、关中及丹江上游地区，存在于距今约8000年至7000 年之间，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遗址。大地湾文化出土的陶器，形式多样，而且多为刻画了各种符号的彩陶，这说明这一带地区是中国彩陶的故乡之一，也说明了这一带地区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字起源系统。
大地湾文化出土的彩陶
齐家文化是以甘肃为中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大约在4500年-至3500年之间。这里是公元前300左右大夏人活动的中心，因此，齐家文化被看做是大夏文化的前身。
华中区主要是指长江中下游地区，北起秦岭-淮河一线，南至南岭-武夷山区，西起巫山和雪峰山，东抵东海沿线。史前文化遗存主要有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湖南道县的玉蟾岩等遗址，以及蜚声海内外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
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年代距今大约1.4万-1.1万年，出土了200余块陶片，这是中国已知最早的陶制品之一。专家鉴定后发现有600余个稻属植硅石（植物身体里的结石）的个体夹杂其间，其中有一定数量的野生和栽培形态的植硅石。
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刷新了人类最早栽培水稻的历史纪录。另外，考古学家们还在距今为1.48万-1.23万年的玉蟾岩遗址先后发现了4粒古稻和一些稻属植硅石，还在这里出土了一些火候很低，质地疏松，外表呈黑褐色的陶片，中华先民栽培水稻和制陶技术的历史纪录再一次被刷新。
万年仙人洞遗址
1955年发现的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早期文化大约距今4600-4300年。这里最重要的发现是发掘出了一座规模达120万平方米的古城。古城内部，有手工作坊区、居民生活区、祭祀区和墓葬区等。古城周围约8平方公里范围内，紧密环绕着二三十个一般聚落，形成一个具有密切关系的聚落群体。
这个群体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是一个势力相当大的部落联盟组织或者可以称之为邦国联盟，它不仅直接统治着该聚落群体中的各个聚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半径约100公里左右的其它聚落。
这表明，石家河聚落群已经有了初步的邦国形态，说明古史记载的“五帝”时期万国林立状态不是空穴之风。
良渚文化距今5300-4000年，因1936年发现于浙江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得名。良渚文化最重要的成就莫过于在余杭莫角山发掘出来的古城遗址。这座古城面积达290万平方米，还有面积达3万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基址。
至今能与良渚古城规模面积相仿的尧舜禹“三代”时期遗址，在整个神州大地上，只有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和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可以与之相媲美。由此，也略可看出中华早期文明中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南北对峙的大致格局。
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图
华南区位于中国最南部的南岭和武夷山以南，包括两广、福建、海南和台湾等地区。这里的原始人出现的时间也比较早，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广东曲江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马坝人”、“柳江人”化石等，但这个区域的新石器遗址文化滞后的特征比较明显。
这是因为这里水资源丰富，植物种类繁多，且生长茂盛，这些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充足的食物资源反倒限制了其文化进展的速度——结果是，采集、捕捞经济延续的时间较长，直接压制了谷物种植经济本来早该出现的时间。
因此，洞穴及贝丘遗址多是华南区新石器文化时代的显著特征。贝丘是古代人类居住遗址的一种，以包含大量古代人类食后剩余抛弃的贝壳为特徵。
西南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和云南四省、市。这一地区处于青藏高原和东部低山、丘陵、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区内既有地势低洼的四川盆地，也有突起的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几大地理单元。
西南区气候差异大，植物资源丰富，石灰岩溶洞发育广泛，因而成为我国重要的古猿化石产区，譬如著名的云南元谋人就产生在这里。
西南区最重要的文化遗址当属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三星堆遗址群。该遗址年代距今大约有5000至3000年历史，是西南区迄今发现的分布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城、古国等古蜀文化遗址。
这里保存有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遗址前后共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铜器、金器等文物4000余件，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自成一个文化体系。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为已消逝的古蜀国文明提供了独特的物证，把四川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三星堆遗址博物馆
华北区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大体包括西起六盘山和陇山，东至渤海和黄海，北起阴山、燕山，南达秦岭淮河一线的广发区域。这个区域是整个中华文明发源、发展、壮大的核心所在地，也是中华早期文明“多元一体”的“体”之所在。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就主要活动在这一带。
相比较其他文化区系而言，该区域的史前文化遗址更为丰富，更为密集。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中的很多史实在此得到了考古学的验证。本区的史前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桑干河流域、河套平原、北京周口店一带、南部的晋豫陕交界地区、渭水流域、河南中部和冀南豫北等地区。这其中，南部的晋豫陕交界地区被看作是其核心所在地。
山西人，尤其晋南人，是有理由骄傲和自豪的。
4000多万年前，人类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在这里冉冉升起——山西垣曲寨里村文化遗址发现的“世纪曙猿”化石，将人猿进化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万年；180万年前，人类文明的第一把火在这里熊熊燃起——山西芮城西侯度文化遗址出土的火烧骨，将人类用火记录向前推演了100多万年；距今110-70万年的陕西蓝田人、距今50-5万年的陕西洛南人、距今50-20万年的北京猿人、距今12-10万年的山西丁村人、距今8-5万年的陕西禹门口人、距今2.7万-3.4万年的北京山顶洞人、距今1.3万左右的山西薛关人、柿子摊人……1.6万年前，中华农耕文明的第一朵花儿在这里徐徐绽放——山西沁水下川遗址出土的石磨盘、锛形器等原始农具，向我们展示了河东（意即黄河之东）先民最早的农作技术……
进入4万至1万年前，华北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更是遍地开花，灿如星辰，譬如距今10500-9700年的河北南头庄遗址，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含有陶器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之一；譬如距今8600-7800年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文化——这里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龟甲文字符号，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酿酒坊和世界上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乐器——骨笛，改写了世界音乐史，推翻了“中国笛子西来说”和“七声音阶外来说”。
这个区域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比比皆是，譬如距今8200-7800年的后李文化、距今7890-7040年的裴李岗文化、距今7980-7675年的磁山文化、距今7300-6400年的北辛文化、距今7000-6000年的仰韶文化、距今6300-4500年的大汶口文化、距今4900-4000年的龙山文化、距今4500-3900年的陶寺文化，等等。
这其中，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都处在以泰沂山系为中心，包括山东、豫东、皖北和苏北在内的海岱地区，自成一个独立的文化系统。这个文化事实上就是历史典籍记载的以太昊、少昊为代表的东夷文化。
这是一个紧密衔接的文化大链条，从180万前一直延伸到到4000年前，源远流长，没有断档，没有空缺，最终在4300年左右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主脉——陶寺王国文化。
复原后的陶寺观象台
肆
中华各区域之间的早期文化从来都不是在各自独立的空间中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完成的，虽然自身的裂变是其发展的一个主要特点，但碰撞和融合才是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根本点。
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张家口史前文化遗址的例子加以说明。
在张家口众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彩陶中，可以看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与红山文化彩陶交错，又与河套原始文化交错，所以这里被考古学家称为“三岔口”，但“其中突出的是北方大凌河流域红山文化彩陶与关中仰韶文化的交错，其特征是庙底沟类型完整的玫瑰花图案，枝、叶、蕾、花瓣俱全，这种图案的分布从华山延伸到张家口，正是一条南北天然通道。
红山文化彩陶中特征最明显的是鳞纹，其最早材料见于赤峰西水泉遗址，其演变有头有尾，与庙底沟类型玫瑰花图案演变并行，其向南延伸最远到石家庄、正定一线，与玫瑰花交错是在张家口。” （苏秉琦《文化与文明——在辽宁“兴城座谈会”上的讲话》，见《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1期）
正是这两种文化接触后的结果，就“产生了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还包括玉龙的出现。龙与玫瑰花结合在一起，产生新的文明火花，年代是距今五千五百年左右，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传统撞击产生的文明火花。”（同上）
另外，从陶寺、良渚等文化遗址出土的众多的文物中，也可以明显看到各种不同文化形态碰撞、融合的痕迹，这些都说明，中华各区域之间的早期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在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下，各自沿着自身的逻辑在向前发展着。
中华早期文明“多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我借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先生的话概括为“一万年奠基、8000年起步、6000年加速、5000年进入、4000年过渡”几个阶段。
一万年奠基，是说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时候，中国的北方和南方都同时出现了农业种植栽培活动，从而奠定了中华文明滥觞的根基。
到距今8000年时，农业得到初步发展，原始人精神生活有了质的飞跃，先民们已经有了抽象的思想概括能力。譬如，辽宁查海遗址出土的巨型石塑龙，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已具备七声、八声音阶的骨笛和刻在龟甲上原始文字契形符号。
尤其是辽宁查海遗址出土的巨型石塑龙说明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伏羲文化即龙文化已经初步成型，这些都象征着中华民族开启了她最初的文明征程。
距今6000年时，社会已经开始出现分化，社会阶级逐渐形成，出现了大型中心性聚落和规模较大的墓葬。中华文明的进程由此开始了加速度发展。
距今5000年时，大型都邑、宫殿和权贵阶层大墓的出现，表明社会分层和分化加剧，形成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这可以从辽宁喀左牛河梁遗址的祭坛、积石冢、神庙、玉器，从约5300年前安徽含山凌家滩祭坛和墓地，从浙江良渚古城和山西陶寺大型城址等，得到验证。
中国社会开始步入考古学意义上的文明时代——我称之为中华早期文明，而距今8000-5000年的伏羲神农时代，我称之为中华初期文明。
距今4000年左右这个时期，正是文献上记载尧舜禹时代的邦国（一说古国）文明向夏王朝的王国文明过渡时期。
长江中下游等区域由于受到洪涝等自然灾害的侵袭，以及气候等环境的变化，农业遭受到严重打击，其文化也随之趋向衰落。该区域的文明进程出现挫折，转而汇聚到以中原地区王朝为中心的文明一体化进程中。
伍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之所以是“多元一体”，和它相应的封闭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这首先是因为它东边、南边是大海，西南、西边是高山和沙漠；北部是广袤的草原、沙漠和寒冷的西伯利亚沼泽。中华原始祖先向海外迁徙的艰难性决定了中华文明的相对封闭性，但同时也决定了她在这个封闭体系内部互通有无的一体性。
其次，中国三级台地的地势决定了河流的东西走向，使得东西方文化碰撞和融合变得更为容易，同时也阻碍了南北的文化互相交流。
中国山脉走势图
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面积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3。众多的山系把中国大地分割成了三级台地。
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这列山系以东是中国三级台地的最低一级，由北向南，分别是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海拔多在200米以下。长江以南多为丘陵地区，多数地区海拔不足500米。
在这列山系以西，是中国的二级台地，由寥廓的高原和盆地组成，从北到南，依次是内蒙古高原、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海拔大致在1000-2000米不等。此外，就是海拔1000米至500米不等的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和海拔大部分在500米以下的四川盆地。
再一个就是位于四川省西部和云南省北部的横断山系，它和南部的喜马拉雅山、北边的昆仑山、祁连山，一起托起了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的中国一级台地青藏高原。
这种由西向东下降的台级地势决定了中国大河大流的基本走势是东西流向，譬如中国最长的两条河流——长江和黄河就都发源于青藏高原，都是由西向东蜿蜒奔波，最后归入大海。
中国大河这种东西流向，一方面使得东西文化的交流显得异常便利，另一方面却也在无形之中阻碍了南北文化的互动沟通。中国历史上，大河大江就经常成为割据政权所凭借的防御天险，以至于还出现了“划江而治”这样妇孺皆知的成语。
第三，中国东西走向的三列山系成为中国四大经济类型分区的分界线，同时也成为不同民族文明特征的分界线。
中国东西走向的山系主要有三列，这三列山系成为中国经济类型分区的分界线。最北边的这列山系是天山-阴山，其北是温带沙漠。
秦岭及其以东的淮河，构成中国大陆最重要的一条自然地理分界线，它的北边是暖温带，它的南边、南岭以北为亚热带，南岭以南为热带。由于各区域自然环境条件不同，导致不同地域的人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谋生，这就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地域经济文化、不同的民族文明特征。
从北至南大体可分为北方草原地带渔猎采集文化区、黄河流域粟作农业文化区、长江流域稻作农业文化区和华南渔捞采集文化区。
中国当代的文化经济重心无疑是第一台地。
但在远古时期，第二台地才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带。事实上，“中华”“华夏”“中国”这些词最初就都诞生在这一带，它们和传说中活动在这一带的华胥氏、华族、夏族，以及位居其中的“华胥之洲”、中条山、华山、中华山，等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囿于纵横交错的众多山系、水系等特殊地理环境因素的制约，中华早期文明虽然是遍地开花的“多源文明”，但其汇聚的中心却是中原地区的黄河文明。
从考古出土的文物看，中原文化遗存不但从纵向上保持了对先祖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在横向上也对周边的文化有吸取和借鉴，真正是集万家所长为我所独有。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史前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
陆
中华早期文明源流线路的这些特点，我用四句话来概括一下，那就是：
多源发展，遍地开花；
汇聚辐射，中原华夏；
多元一体，祖先宗法；
源远流长，谁敢比夸？
（本文是该讲座节选内容，详细文本收录在李琳之新著《祖先，祖先》一书中，北岳文艺出版社即出）
作者简介
李琳之，本名李琳，常用笔名还有李麟等，男，1967年生，山西襄汾人。文化学者、作家，是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特聘教授，山西省国际文化交流协会根祖文化研究会主任。
曾以一篇《中国，你欠山西一声对不起》名扬三晋大地。著有长篇中国农民史论《黄土魂》，传记文学《天才的悲剧》，散文随笔集《感喟秋雨》，历史散文集《中华祖脉》《家国往事》《一生的突围——李琳之散文中学生读本》等。
其中，《中华祖脉》被《光明日报》称为“重新观照华夏文明源头的坐标”，《家国往事》也被《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等刊文重点向全国读者推介。同时还主编出版了大型系列丛书《游遍中国》（20卷）、《中国文化常识丛书》（20卷）、《中外成功之道》（14卷）等上百部图书。
本文编辑：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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